7/1公教人員加薪,還有減稅(所得稅和營業稅),都使得政府稅收更少,但是舉債又高,未來台灣也會向美國一樣舉到快破產啦

社論 - 國債危機:今日的美國,明天的台灣

國際金融市場近來顯得相對平靜,卻透著股山雨欲來的窒悶;歹戲拖棚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偶爾激起些許浪花,但美國即將破表的十四點三兆美元國債,會否擦槍走火而首度出現無力償債的違約事件,才是最讓市場恐懼的「黑天鵝」。

台灣是美國第六大債主,美國國債危機對台灣的影響不言可喻;但它更提醒了我們,台灣的國債危機亦已不遠,再不思作為,類似的困境也將降臨。

美國國債危機由財長蓋納向國會發出正式警告而起;由於美國國債已抵舉債上限,蓋納要求國會提高上限,否則八月二日美國就可能出現史上首次還不出債務的違約事件,將影響美元、利率、美國債信及經濟復甦,而且全世界都可能因此遭殃。蓋納之言既是恐嚇,也是事實;美國是全球最大經濟體,美元是最重要的儲備貨幣,美國的前三大債主包括中國大陸、日本、英國等所持有的美債都會縮水,牽連廣泛而深遠。因此,以美國已上調國債上限逾七十次的歷史經驗,以及難以設想後果的經濟震盪,這次的國債危機可能仍然是個假警報。

然而,每次都拿經濟衝擊逼迫國會就範總有其極限,當國債愈積愈多、後遺症愈來愈大、執政者愈來愈不負責任地留債下一代時,國民的容忍度也愈來愈小。尤其,在廿世紀的最後十年,美國財政尚且走在一條改善有期的道路上,但輕率的減稅、介入區域戰爭及政治支出承諾,將這些盈餘空間揮霍一空。因此,這次國債危機與以往不同,它在金融海嘯過後需要政府施援時,已是負債累累;當危機到來時,政府為救經濟擴大舉債,讓債務加速攀升;加上人口老化趨勢下已可預見的醫療支出需求,使國會不再照單全收,附加種種縮減赤字要求,而無論是增加稅收或減少支出,都代表著劇烈的政策轉變,這卻是尋求連任的歐巴馬政府難以接受的。如此一來,國債危機變成政治對峙;當經濟碰上政治會撞出什麼結果,難以逆料。「美國倒債」應不會成為二○一一年的關鍵字,但誰能保證?

對台灣來說,美國國債危機不只是必須高度關注的事件,更是直接的警示。台灣的公共財政也有經歷過年年有餘的風光,但自民進黨二○○○年執政以來,國家債務餘額年年上升,八年膨脹了二點四兆元,近乎倍增;然而,國民黨二○○八年執政後債務累積依然快速,三年國債增加近一點二兆元,至本年度結束將達四兆九千餘億元,距離舉債上限僅有五、六千億元的空間,以近年每年財政赤字水準估算,最快兩年就告用罄,國債危機實已近在眼前。

國債危機:今日的美國,明天的台灣

就跟美國一樣,這三年台灣國債陡升,是為了因應金融海嘯後的經濟衰退危機,政府發放消費券、擴大公共投資、推動各項短期就業措施等都花了很多錢,確有不得不然的苦衷,也確實成功地促進景氣復甦。然而,現今危機已過,負責任而有前瞻性的政府應是積極修補被危機捅得千瘡百孔的財政,不只為下一次的危機做準備,更是在厚實經濟的永續發展基礎。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上周發布的世界競爭力報告即指出,台灣總體競爭力進步到全球第六,但政府效能退步到第十,關鍵正是財政情勢惡化,一舉倒退七名至第廿,是四年來最差,顯示出財政改革的急迫性。

任由國家債務快速上升,更有違馬總統日前宣示的「世代正義」。在經濟危機肆虐的當下,擴大舉債救經濟是因為「長期,我們都死了」,求生存是唯一的目標;但是,「長期,我們的孩子還活著」,把過多的債務留給下一代承擔是不負責任的。因此,全面檢視國債問題現況,從研修稅制、資產活化到調整支出結構等面向,健全國家財政,有序降低負債,已必須成為實踐世代正義的重要一環。

【2011/05/22 聯合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NEWS/OPINION/OPI1/6351585.shtml




2011-05-29 工商時報 【本報訊】
 在社會各方質疑與在野黨強烈的反對聲中,行政院還是以體恤公務人員多年沒有調薪,以及公務人員調薪對勞動市場工資具有正面帶動的外部效果為理由,決定今年7月起對公務人員調薪百分之三,調薪事件應該已告塵埃落定。不過,對於這次決策的形成背景及依據理由,我們一直無法認同,因此就此做進一步探討,提醒執政當局未來不要再重蹈覆轍。

 今年年初提到調薪議題時,行政院長吳敦義在公開場合答覆說,今年第一季若國庫收入有所成長,在國家財政可以負擔的條件下,即有調薪的可能。對照財政部最近公布的統計,國庫收入的表現並沒有太顯著的成長,此時政府對公務人員調薪,理由就很牽強。

 其實,依據勞動經濟學邊際生產力學說,企業工資的調升條件,必須是勞工的邊際生產力出現增加,或者是勞工生產的產品價格提高。若上述兩項因素均未出現時,決策者一味將工資往上調整,將可能導致使生產廠商處於不利的地位。

 以公務人員加薪為例,公務人員的雇用者為政府,政府對民眾所銷售的為公務服務,加薪的政策即等於提高工資。如前所述,工資提高的前提,必須是邊際生產力提高,亦即公務人員的效率必須提高,包括公務人員的服務數量增加、服務品質提升。究竟公務人員服務內容是否增加,服務品質是否提升,是否符合人民的期待或需求,這可以由政府施政的滿意度加以衡量。

 參考最近報章雜誌所發表有關政府施政滿意度的各種調查,呈現的結果明顯都不盡人意,表示公務人員近年來服務的品質,並沒有大幅提升。多數人民對政府提供的服務,應該也不會出現太高的評價水準。尤其最近瑞士國際洛桑管理學院(IMD)公布的2011年世界競爭力評比,雖然台灣整體競爭力比去年上升兩名至全球第六,為歷年表現最佳,但在四大類指標中,我國的「經濟表現」和「基礎建設」都有進步,企業效能排名也沒有變動,仍為世界第3,唯獨「政府效能」排名卻退步四名,為第十名,表現相對失色。這項評比顯示政府部門公務人員的邊際生產力並未隨其它指標一起提升。在這種情況下,政府仍決定調高公務人員薪資,就欠缺足夠的正當性。

 至於政府決策當局認為過去公務人員調薪,與民間薪資存在著正向關係,因此政策上企圖藉由公務人員調薪而帶動民間薪資的提高,希望社會貧富差距的問題,能夠藉此調薪調整而縮小,此一理由也站不住腳。事實上,依照過去公務人員薪資水準與民間薪資變化的研究結果,國內社會並不一定在每個時間點都存在正向關係,現在的經濟環境與過去的經濟結構也呈現極大的差異。

 民國七十年代,台灣社會之所以出現公務人員薪資水準與民間薪資二者同方向變動的原因,應當是受到勞動市場共同因素-勞工缺乏的影響。當前的經濟情勢雖然比金融海嘯期間大有改善,但仍處於勞動供給過剩的情況。政府部門欲將民間工資的提升,寄望於公務人員薪資的提升,看來明顯是緣木求魚。政府首長在各種公開場合裏,雖然不斷地呼籲民間企業於景氣復甦的情況下,應當有福共享給予員工更好的待遇,但截至目前可謂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作秀的成份大於實質效果。若市場的基本條件勞動生產力未能提升,產品或服務的價格未能增加,而政府主管官員持續要求民間企業提高工資,結果一定是淪為道德勸說,不可能得到預期的效果。

 必須了解,政府如欲促使民間企業調高薪資,前提是業者要能提高勞工邊際生產力,則政策上應由鼓勵企業增加投資著手,而投資環境的改善,又是其關鍵所在。歸根究柢,政府所應做的厥在於改善投資環境,讓工商企業願意增加投資,如此提高一般人民工資的目標,最終也才可望實現。但觀察執政當局最近迫於選舉壓力,突然將國光石化投資案件來個決策急轉彎,讓工商界對於未來能在國內從事那些投資大表懷疑。除非能夠創造更好條件吸引更多投資(但談何容易),一味要求民間企業提高薪資水準就太不切實際了。

 總之,盡全力改善投資環境、增加投資機會,才是提高全民薪資水準的正辦。企圖藉由提高公務人員薪資的偏方,以解決目前社會普遍工資低落、人民生活困苦,目的絕難達成,效果必定適得其反。


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3/1220110529002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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