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改革有兩種模式
江蘇模式與溫州模式
江蘇改革:靠外資 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人直接投資,由上而下(整個中國比較像這個模式)
溫州模式:由下而上(整個印度比較像這個模式)

印度能否超越中國?
譯自2003年7/8月號美國《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作者:黃亞聲(yasheng Huang) 塔倫-卡納(Tarun Khanna)


促進經濟發展的最快途徑是什麼呢?中國說:直接引進外資。大部分政策專家對此表示贊同。但與經濟長期發展緩慢的印度相比較則說明,直接引進外資並非繁榮的唯一途徑。事實上,印度的民族企業家可能給這個國家帶來長久的優勢,而中國卻被低效率的銀行和資金市場所摯肘。

自主發展:印度版本

走進Wal-Mart超市,你就會發現琳琅滿目的架子上壓滿了中國製造的商品,包括從鞋子、服裝、玩具到電子產品的各種物品,這絲毫不令人驚奇。然而,隨處可見的「中國製造」標籤卻掩蓋了這樣重要一點:這些產品中極少是由中國本土公司製造的。事實上,幾乎沒有一家中國本土公司能夠擁有全球性經營規模和市場,這一點未免使人沮喪。

這是因為,中國出口導向型製造業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國直接投資的產物,這有效地替代了國內的企業。在過去的20年裏,中國經濟開始起飛,然而國內公司卻未能跟上步伐,以至中國沒有世界級的企業能與大型跨國公司相抗衡。

印度沒能像中國那樣大量引進外資。一方面,這一差異反映了國際投資者對中國前途的信心和對印度自由市場改承諾的懷疑。然而外資引進的差異也在敍述著兩個擁有大量海外僑民國家不同的故事。中國有大批富有的海外華僑,長期以來他們渴望能幫助祖國,他們的資金也受到熱烈歡迎。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至少至今,印度海外僑民的成功仍遭到憎恨,他們更不願意回國投資。新德里對於海外印度人及其他外國投資持否定態度,相反,它給國內企業家提供了更加優厚的成長環境。

在此過程中,印度成功地發展了一批現在能與歐洲及美國最強的公司競爭的企業。此外,許多這種企業都屬於尖端、知識密集型產業,例如軟體業巨頭Infosys、Wipro,製藥業和生物技術方面的Ranbaxy和Dr. Reddy’s Lab( 雷得 博士實驗室)等。去(2002)年,在富比士(Forbes)世界小型企業200佳排行榜(每年評選一次)中,13家印度公司榜上有名,而中國卻只有4家。

印度的私有企業擁有比中國堅實的基礎設施。印度的資金市場較中國有效、透明,其法制系統雖也存在很大的缺陷,但比中國的更為完善。

中國和印度都是世界的未來強國。它們同樣提供了相抗爭的發展模式。無疑,中國目前處於快速發展的軌道上,經濟發展的資料可以證明這一點。「印度式的發展速度」--- 有輕蔑意味的詞語,用來指印度無力使自己的經濟增長速度趕上人口增長速度--雖然有可能成為過去,但就國內生產總值和其他一些重要數字而言,印度仍然無法與中國相媲美。

然而,統計資料只能說明部分事實,即宏觀經濟事實。在微觀經濟層面上,事情就並非如此了,印度同中國一樣具有活力。事實上,由於依靠自然成長(organic growth,即不借助於外力的增長--譯者注),印度更能充分利用其資源,與中國的外資驅動型途徑相比,它已選擇了一條可能是更為持續發展的路子。「印度能否超越中國」不再是一個可笑的問題。如果事實證明印度下的賭注更為明智的說,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及決策專家如何從整體上認識經濟發展而言,其意義將是重大的。

令私有企業窒息的國度


印度的建設走的是自下而上的路子,而中國卻採用自上而下的方式,這反映了兩國不同的政治體制:前者是民主制國家,而中國卻不是。然而,不同的策略也是不同的歷史造就的。中國共產黨自1949年執政後,曾致力於消除私有經濟,而且也迅速地做到了這一點。雖然中國進行自由市場改革已近30年,人們還在費力地處理著那一時期的遺產,中國最近圍繞允許資本家正式加入共產黨的決定所引發的爭論就證明了這一點。

另一方面,印度卻在發展軟性(softer brand)社會主義,即費邊社會主義,其目標不是消滅資本主義,而是緩解其所造成的社會弊端。其觀點認為,政府資助的企業在經濟中居於「制高點」(commanding heights),是至關重要的,「制高點」一詞最初是由俄國革命家列寧(Vladimir Lenin)提出的,不過印度第一任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將其普及化。儘管如此,這一政策並不阻止私有制經濟在國家長長的手臂伸不到的領域中蓬勃發展。

從微觀經濟的角度來看,中國的經濟發展顯示出其在歷史和意識形態方面的不同。中國大刀闊斧地實行了對外開放的政策,卻對本土私有企業施加了很多法律、法規上的限制。實際上,僅僅在四年前私有企業才得到了那些外資企業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得到的憲法保護。直到20世紀90年代末,國際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的研究顯示,仍有20多個行業是不對私有企業開放的,包括銀行、電信、公路和鐵路等這些最重要和最掙錢的部門。

這些限制並不是為了防止私有企業與外資企業競爭,而是防止私有民族企業挑戰國有企業。過去20年中,對臃腫、低效率的國有企業的改革取得了一些進展,但中國政府仍不願放棄對諸如中國電信等一批大型企業的控制。

相反,政府竭盡全力地設法使國有企業免於競爭。20世紀90年代,很多中國企業家徒勞地試著繞過法規對經營範圍的限制。有一些人把他們的企業註冊成名義上的國有企業(所有資金均來自私人,而企業亦由私人管理),結果當財政緊張的政府部門試圖沒收這些財產時,這些人只能陷入所有權糾紛當中。不少很有前途的企業因此毀於一旦。

對私有企業的偏見是眾所周知的。2000年,中國社科院發佈的一份報告說:"由於長期存在的偏見和誤解,私有和個體企業擁有很低的政治地位,並受到眾多政策、法規的歧視。法制、政策和市場環境對私有企業不僅不公平,而且前後不一,朝令夕改。"

由於對本地私有企業的限制政策,外國投資者成為最大受益者之一。在中國驚人發展的背後,外國投資者賺取了巨額收益,一個指標就是:1992年,外資在華股份的收益為53億美元,到今天,這個數字是200億美元。(這些利潤並一定會離開中國,而常常會用於對中國的再投資。)

英雄般的大亨

在民主、後殖民地時代的印度,讓外資在犧牲本地企業的基礎上賺取巨額利潤是根本不可能的。例如,回想一下10年前恩隆公司(Enron Corporation)計畫在馬哈拉斯特拉邦(Maharashtra,位於印度西部)投資29億美元建發電廠所引發的廣泛爭論吧。針對外資及其在印度經濟發展中所處的地位進行了幾年激烈辯論後,此工程才得以實施。

與中國對本土企業家設置障礙相反,印度為本土企業提供了很多便利。在過去10年中,印度政府逐步放棄對經濟的微觀管理。不錯,私有化進程慢如冰山的移動步伐,但是政府已不再壟斷長途電話服務,關稅也得以削減,官僚機構有所削減,一些行業已開始對私人和外資開放。

結果是,創業精神和自由企業正在蓬勃發展。其發展的衡量標準之一是:在最近《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對亞洲主要企業的調查中,印度位居榜首,其平均得分高於這個地區包括中國在內的任何一個國家。(此調查對十幾個國家的2500名經營主管人員和專家進行問卷詢問;被調查者對各公司的綜合表現在1至7間評分)事實上,只有2家中國公司能與印度的前10名匹敵。很說明問題的是,所有印度公司都是私有公司,而大多數中國公司都有政府相當程度的參與。

一些排名靠前的印度公司是名副其實的新興企業(start-ups),特別引人注目的是資訊系統技術公司(Infosys),在本次調查中位居榜首。也有一些是傳統企業的分公司,如Sundaram汽車公司,這是一家著名的汽車零件製造廠、通用汽車公司的主要供應商;其母公司T.V. Sundaram集團,是南部印度具有百年歷史的的商業集團。

在印度,不光創業精神得到了發展,企業家也已成為民族英雄。尼赫魯如果在世,一定會對公眾對行業領袖毫不吝嗇的恭維感到震驚。比如,資訊系統技術公司(Infosys)的創始人、56歲的莫西(Narayana Murthy),已成為受人崇拜的人物,並被常常與微軟的比爾-蓋茲相比。


如果印度沒有必要的基礎設施來支持莫西和未來的大亨,這些成功的故事不可能成為現實。但是主制度、創業傳統和良好的司法系統為自由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礎。雖然印度法院的效率出奇地低下,但這個獨立的司法系統至少還能運轉。產權未能得到徹底的保障,但印度對私有財產的保護要比中國強得多。法治這個英國統治的遺產在這個國家盛行。

事實已證明,這些傳統和制度已成為印度資本市場形成和發展的跳板。雖然資訊扭曲仍普遍存在,但有良好前景和聲譽的企業一般都能從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籌集到發展所需的資金。世界銀行去年出版的一份報告說,在調查的所有印度公司中,只有52%報告說融資有困難,而在所調查的中國企業中相應的數字為80%。結果是,印度企業較少依靠自身的資本累積:只有27%的資金來自經營利潤,而在中國這個數字是57%。

公司管理水準也顯著提高,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莫西,他的資訊系統技術公司是誠實財會制度的模範,並為其他公司樹立了榜樣。法國里昂證券亞洲公司(Credit Lyonnais Securities Asia )於2000年對25個新興市場的調查中,印度在公司管理方面排名第6,中國名列19。投資者階層的出現,以及以發展銀行為代表的資金供應方日益以市場為導向,這些都提高了印度市場的效率和信用。現在印度政府除實行宏觀管理外,對私人企業的干涉已大大減少。

形成對比的是,在中國,政府官員監督著企業的一舉一動(doorkeeper),緊緊控制著資本的流動,嚴格限制私有企業的上市條件以及其他籌措發展資金的融資手段。事實上,中國政府利用金融市場主要是為了使國有企業能生存下去。這些金融政策嚴重地扭曲了市場運作,從而阻礙了中國市場的發展和成熟。(一般認為中國股市的總市值為4000多億美元,但如果扣除不上市交易的政府和國有企業持有的國有股,就只剩1500億美元左右。)中國企業低下的管理水平和不獨立的司法系統更加重了這一問題。

美元和印度僑民

如果印度在基礎層面已明顯超過了中國,為什麼統計資料顯示不出印度的優越性呢?為什麼印度在國民生產總值和其他基本指標上與中國的差距如此之大呢?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是從1991年才開始堅定不移地進行經濟改革的,而這則是中國改革10多年後的事了。除了起步較晚之外,印度的儲蓄率只有中國的一半,外國直接投資僅相當於中國的1/10。還有,種族和宗教問題使印度這個隨意發展、一團混亂的民主國家四分五裂,印度還與巴基斯坦在喀什米爾地區長期存在著激烈的領土糾紛。相反,除天安門事件外,中國在過去20多年享受著相對穩定的和平環境,這使它能夠集中精力發展經濟。

印度的年經濟增長率只比中國低20%左右,這已是很了不起的成就。而且,中國的資料是否準確仍是一個問題。印度能以這樣的速度緊隨中國,是因為其資金分配的高效率和中國資金利用的低效率,後者把所有的錢都浪費在國有企業上就是明證。中國資源配置不當的問題很有可能會在未來幾年極大地拖累其經濟發展。

20世紀90年代初,當中國經濟以兩位數成長時,中國政府對國有企業大量投資。很多這樣的投資在經濟上並不可行,結果造成了銀行系統的巨額壞賬--其總體規模可能高達銀行總資產的50%。總有一天,這些不良貸款要被消化掉,要麽從帳面上鉤銷(這意味著由儲戶承擔損失),要麽由政府對銀行進行資本重組,將資本從其他運用效益好的部門劃撥過來。這將會大大限制中國未來的發展前景。

印度的銀行雖不是什麼執行放貸紀律的楷模,但它們的壞賬遠遠沒有達到這種規模。根據管理諮詢企業安永國際會計公司(Ernst & Young)最近的研究,截至2001年,印度銀行的壞賬大約占其總資產的15%。所以說,印度經濟的基礎更為牢固。
當然,關鍵問題不是今天的中國和印度位於何處,而是兩國明天的位置。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雙方對其資源的利用情況。在這方面,印度處於領先地位。印度的發展之路是不是優於中國?很多年以後我們才能知道答案。但從現有的證據來看,印度採用的自下而上的政策或許更明智一些。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佐證恰恰來自中國自己內部。

比較江蘇和浙江的發展戰略,這兩個沿海省份的經濟發展水準在改革初期大體相當。江蘇依靠外資促進其發展,而浙江更看重當地的企業家和自然發展。在過去20年中,浙江的年經濟增長率比江蘇要高1%。20年前,浙江相對江蘇來說要窮一些;而現在,它無疑要比後者富裕。

【註:這就是中國經濟發展的蘇南模式與溫州模式的比較,所謂蘇南模式就是中國江蘇南部,採用由上而下的方式,指令式的;位於中國浙江省的溫州,採用由下而上、自動自發的方式。結果是溫州模式較蘇南模式更為成功。】

印度不久可能比這兩種模式都要好:與現在已吸納的外資相比,看起來它對在未來幾年吸引更多的外資充滿了信心。雖然印度幾十年來一直拒絕僑民資本,而現在新德里開始歡迎這些投資。在一些圈子裏,NRI(Non-resident Indians)--「印度僑民」的縮寫--過去被開玩笑地解釋為「不需要的印度人」(not required Indians)。現在,這個詞已恢復了其原意。今年年初,印度政府還舉行了海外僑民大會,邀請了一些著名印僑,這足以證明了其對僑民態度的變化。

中國在吸引外資上的成功是由歷史原因的,它擁有大量富有的華人。在20世紀90年代,超過一半的外資來自海外華人。這些投資起碼導致了這樣一個未曾意料的後果:當上億美元的資金從香港、澳門和臺灣湧來時,這些資金無意中幫助了中國政府推後了其政治上困難重重的內部改革。比方說,正因為海外投資者一直能夠從虧損的國有企業獲得收益,中國政府才能拖延國有企業私有化進程。

(就是中國有台灣和香港的華僑去投資才看起來很好,印度沒有海外人士回去投資所以剛開始看起來沒有很好)

直到現在,印僑的投資不到印度總外資的10%。既然歡迎的紅地毯已經鋪上,印僑的投資很有可能會增加。印僑在資本投入上無法與華僑相比,但他們的智力投資卻比中國多得多,其實這更有價值。

印度僑民在知識密集型行業的成就眾所周知,矽谷就是一個再好不過的例子。現在,印度的光明前景和對出國人員態度的轉變吸引著許多海外工程人員和科學家回國發展,而眾多的印僑企業家則為之慷慨解囊。在華僑的幫助下,中國贏得了競爭,成為了世界工廠;在印僑的幫助下,印度可以成為世界的實驗室。

中國和印度選擇了截然不同的發展之路。總體上來說,到目前為止,印度並沒有超越過中國,但在一些關鍵領域,它做得更好一些。這些優勢有可能使印度趕上甚至超過中國。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這將不光證明本土企業對經濟長期發展的重要性,也將說明中國依賴外資實現經濟發展的局限性。

(中國大企業都是國營企業,印度都是私人企業,中國開始發展充滿外資,印度沒有外資但是也沒差人家很多)


附註:黃亞聲(Yasheng Huang),麻省理工學院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的中國籍副 教授;塔倫-卡納(Tarun Khanna) ,哈佛大學商學院印度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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