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貓撿到的幸福

從這對夫妻作學問、生涯規劃、養育子女、教導學生各方面
可以看到許多人生的哲理

成就學生，成就自我  - 科學人雜誌2007.11
  - 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夫妻檔詹裕農、葉公杼
 
 
作者╱李名揚
 
 
2003年諾貝爾化學獎頒給研究離子通道的美國科學家麥金農時，不少人為詹裕農和葉公杼未能合得而感到可惜；但他們自己看得很開，因為他們很清楚自己的研究成果對離子通道領域的影響有多麼深遠，而且他們的學生也都很有成就。

　　詹裕農和葉公杼都是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和霍華休斯醫學研究中心的合聘教授，也是台灣大學物理系相差一屆的學長學妹。詹裕農畢業於建國中學，從小就對自然科學很有興趣；1963年考大學時，受到楊振寧和李政道獲得1957年諾貝爾物理獎的影響，物理是最熱門的科目，他對物理、電機、醫學都有興趣，只好丟銅板決定。有趣的是，其實他沒丟到物理，但他最後卻決定不遵照丟銅板的結果，還是以第一志願進入台大物理系。
　　葉公杼選擇進入物理系，則除了楊、李的影響外，還有另一個原因。她念北一女時其實比較喜歡化學，但聽一位同學的哥哥說，大學裡有兩個科系不適合女生念，就是電機系和物理系，好勝心強的她聽了很不服氣，就賭氣一定要念這兩個科系。
　　葉公杼大三開始準備出國留學，常向幾位準備在退伍後出國的大四學長請教（但不包括詹裕農），後來大四這一班要辦畢業旅行，因為物理系女生比較少，那幾個認識葉公杼的男生就請她一起來參加。就在這次旅行中，她認識了詹裕農，兩人開始交往。

好演講使他們轉行學生物

　　1968年，他們兩人同時申請到加州理工學院物理系，主攻高能物理，念了兩年之後又同時轉到生物系。葉公杼當時對生物領域其實不很了解，但和她同宿舍的生物系同學在談到對未來的展望時，感覺上比物理系同學興奮、樂觀；詹裕農則說，他們兩人在台灣都沒有修過生物課，但在聽了幾場很棒的演講後，就毅然決然地轉行了。
　　另一個原因是，很多高能物理的理論學家在碩、博士期間就已有重大貢獻，而他們覺得自己已經24、25歲，若要再花很多時間修習物理，可能比較沒有機會做出特別的成果。
　　進入生物系後，他們跟著也是從物理轉生物的戴爾布魯克（Max Delbruck，1969年諾貝爾生醫獎得主）做實驗；一年後，兩人結婚。當時他們雖然還沒有拿到學位，不過詹裕農說，結婚對學業沒有影響，而且生活費還比較便宜，剛結婚時是他們手頭最寬裕的時候，那時他們兩人每月各有300美元獎學金，房租才70美元，所以手上還有500多美元可用。
　　他們兩人同時在1974年拿到博士學位，留在加州理工跟隨另一位物理出身的分子遺傳學家班瑟（Seymour Benzer）做了三年博士後研究，然後又去哈佛大學跟庫夫勒（Stephen Kuffler）做兩年博士後研究。要去哈佛時，他們的長女剛出生一個半月，所以他們只好開車載著女兒，千里迢迢從加州去哈佛的所在地波士頓。
　　此時葉公杼的媽媽已經到美國幫他們帶小孩，但葉媽媽不會開車、講英文，所以他們必須協調好工作時間：葉公杼一大早去實驗室，下午五點就回家；詹裕農等到正常上班時間再出門，一直工作到半夜，這樣子分工來減輕葉媽媽的負擔。
　　1979年，詹裕農和葉公杼同時被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聘為助理教授，研究主題為果蠅神經發育和離子通道。為了小孩，他們約定好不同時出門參加研討會，而且也盡量減少出門次數；這樣難免會對研究造成影響，所以後來他們決定，詹裕農只去參加神經發育的會議，而葉公杼只去離子通道的會議，讓自己至少能在一個領域特別專精。
　　葉公杼主要是研究人體不同部位的鉀離子通道如何運作，例如在腦神經內，鉀離子通道平常的功用與神經細胞傳遞或接收訊號有關，當鉀離子通道數量改變時，就會加強或減弱神經訊號。另外某些糖尿病和高血壓也與鉀離子通道的開關有關。
　　詹裕農的研究主要是探討神經細胞彼此怎麼聯結、了解各種神經細胞的樹突如何接收神經訊號；現在已知很多心理疾病可能是患者神經細胞的樹突發生問題，若能確知致病原理，就可研究對策。

學術路上愛相隨

　　他們是夫妻，也是很好的研究夥伴，兩人的研究領域雖然接近，但還是有些不同，所以主攻者會鑽研到非常細節的地方，另一人則可以從大方向給建議，產生一些不同的觀點供對方參考。
　　但不論再好的夥伴，難免有意見分歧的時候，他們的做法是以專長那個領域的人的意見為主，決定的那個人必須每天跟進度，花較多時間建立知識背景，為自己的決定負責。詹裕農指出，決定研究方向是個很難的問題，最好能「在對的時間做對的實驗」，當兩人意見不同時，其實誰也不知道哪一個意見才真的比較好，只能憑經驗試著做出最好的決定，通常他們都不會完全同意對方的意見，但他們可以敞開心胸討論，不會堅持自己一定是對的。
　　有些合作者在決定研究方向後，要隔幾個星期才有機會交換意見，葉公杼說，他們夫妻比其他合作夥伴更有利的，就是有非常多的時間討論，因為他們回家以後還可以繼續討論，這樣意見當然比較容易整合，也可以隨時修正。
　　他們兩人在研究路上一路相隨：1983年兩人同時升為副教授、1984年同時被霍華休斯醫學中心合聘為研究員、1985年同時升為正教授、1996年同時獲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1998年又同時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其實1996年兩人一起獲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並非巧合，1995年時，葉公杼就被選為院士，而詹裕農未被選上，但葉公杼認為兩人的實驗都是一起做的，主要實驗論文也都一起掛名，所以兩人在學術上的貢獻一樣，不該只有她一個人得到榮譽，因此婉拒；第二年詹裕農終於獲得提名，兩人才同時接受這個頭銜。詹裕農分析指出，美國國家科學院多年來女性科學家人數一直很少，所以若以兩個貢獻差不多的科學家來相比的話，女性科學家確實比較容易選上。
　　他們兩人對於台灣學術界如此重視院士頭銜有些驚訝，因為他們都認為，自己有沒有做出重大貢獻、有沒有教出好學生才是最重要的。他們表示，美國人不會把院士頭銜看得那麼重要，也不會因為當了院士就比較容易申請到研究經費；對他們來說，院士除了是榮耀之外，更是責任，因為要做更多審閱論文的工作，還要用自己的學術專長，為政府和公眾服務。
　　台灣的學術界太過重視論文數量早已為人詬病，詹裕農和葉公杼的學術成就無庸置疑，但葉公杼卻強調：「我們的論文數量很少。」而且他們也不特別要求學生的論文數量，有時候三、四年才發表一篇論文，「文章好才重要。」
　　詹裕農也表示，他們主要的經費來源是霍華休斯醫學中心，中心每五年檢視一次研究人員的研究成果，檢視根據是論文本身，但每個人不管在這五年中發表了幾篇論文，最多只能選最重要的5篇出來接受檢視；另外他們任教的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教授升等也只看5篇論文，美國國家科學院提名院士則最多只看12篇論文。重質不重量，不以量取勝，他認為是非常好的制度。

個性不同卻相契

　　在大多數家庭中，媽媽都是主要管小孩的人，而爸爸比較不管事；但在詹裕農和葉公杼這對夫妻身上，不論對待小孩或對待學生都正好相反。
　　他們的女兒詹煥卿從小就喜歡做實驗和畫圖，剛開始拿筆就畫實驗室裡的果蠅，長大後決定學劇場設計。詹裕農和葉公杼的態度都很開放，認為女兒既然有喜歡做的事，就讓她去做；但詹裕農說，他難免還是會有點擔心，所以會跟女兒叮嚀「既然要做，就一定要好好做」，還會想「我們收入不錯，若女兒真需要經濟支持，我們可以幫忙。」他會告訴自己「不必擔心」，但實在很難像葉公杼「好像完全不擔心。」
　　他們的兒子詹煥文剛進研究所，讀的是和他們研究領域比較接近的分子生物學，現在在研究癌症。他們對兒子的態度也類似，就是讓他做自己喜歡的事，至於未來要不要做研究、當教授，他們不會過問。詹裕農說，兒子只要能接受很扎實的訓練，打好基礎，以後要轉行當然也可以，因為兒子興趣很廣泛，除分子生物學外，對科技政策也很有興趣。
　　他們對學生的態度也一樣，他們都不太管學生，但詹裕農會看這個學生（包括博士後研究員）有沒有提出好的計畫、正在做的步驟是否正確、有沒有失焦或沒效率，若覺得學生做得不對，他會主動找這個學生來談一談；他認為雖然到了博士生或博士後階段，做研究已經是自己的事，但年輕人難免會眼光不準或一時失去方向、鑽牛角尖，此刻若有人指點一下會比較好。
　　葉公杼則完全被動，她不是不管，而是認為每個人的情形都不一樣，所以需要的注意也不一樣。她說她的辦公室大門永遠敞開，學生若覺得有問題，隨時可以找她討論，有的學生天天找她，也有人三個月才找她一次，但一來就提出一大堆問題，要討論好幾個小時，「他們需要多少時間討論，我就花多少時間陪他們一起討論。」她認為這樣按照學生自己的做法、習慣來處理，問題會比較容易解決。
　　她在學生的指導上雖然處於被動，卻並不表示她沒有付出，相反地，她甚至為此犧牲了自己對實驗的興趣。她說他們剛擁有自己的實驗室的時候，自己動手做實驗，但做實驗必須很專心，而且需要很長的時間，中間都不能打斷，讓她沒有足夠時間照顧學生；所以後來她決定自己不再做實驗，而把重心放在閱讀各種論文，這樣才可以隨時停下來陪學生討論問題。

以「做出貢獻、教好學生」為職志的研究態度

　　麥金農（Roderick MacKinnon）因用X光解析離子通道的蛋白質結構而獲得2003年諾貝爾化學獎，當時有許多學者為詹裕農和葉公杼感到惋惜，認為那一年諾貝爾獎若只頒給研究離子通道的人，則詹裕農和葉公杼應有機會和麥金農分享，可惜另一半獎金給了研究「水通道」的美國科學家阿格雷（Peter Agre）。
　　離子通道由蛋白質組成，以前科學家只能測量離子在細胞內外之間的流動，但離子流動可能會受離子通道以外的因素影響；因此自從科學家在1980年代發展出分子生物學的技術以後，就希望能選殖出製造離子通道的基因，這樣就可以把基因植入單純的細胞，大量表現，測量出來的離子流動的數據，就只受離子通道影響，可做進一步研究。
　　全世界第一個選殖成功的是日本京都大學教授紹正作（Shosaku Numa）找出的鈉離子通道基因，詹裕農和葉公杼在1986年選殖出第二個、也是第一個鉀離子通道基因；由於詹裕農和葉公杼樂意提供基因給其他研究者，所以現在學術界對鉀離子通道的研究成果，遠高於鈉離子通道。
　　對於自己未能獲得諾貝爾獎，詹裕農和葉公杼倒是很釋懷，因為他們也知道這種事不是他們能決定的；而且他們認為，評斷一個人的學術成就，有兩件事比獎項更重要，第一是若把這個人的研究論文統統拿掉，對這個領域的影響有多大，第二是要看學生的成就如何。
　　關於第一點，若非他們兩位率先選殖出鉀離子通道基因，並且慷慨分享，這個領域的進度一定比現在落後許多。詹裕農不願評論自己的成就，但舉他的老師班瑟為例指出，很多人都認為班瑟應該得諾貝爾獎，卻始終沒得，這並不影響班瑟的學術地位，因為許多科學家都認為班瑟的貢獻比某些諾貝爾獎得主還大。他相信30年後，記得班瑟的人會比記得某些諾貝爾獎得主的人更多。
　　至於第二點，他們的實驗室至今已培養出40多位教授，遍佈全美各知名大學，這也是他們非常自豪的地方。原因出在他們對待學生的觀念，他們認為，學生到他們的實驗室來學習，是他們應該幫助學生的生涯，而非讓學生幫助他們的生涯；他們從來不像某些教授，收學生是為了要「用」學生、叫學生來幫自己做實驗。
　　詹裕農說，他們的實驗室有一大特色，就是學生要離開實驗室到大學去任教時，可以把原本的研究計畫帶到新的實驗室去繼續做；大部份實驗室都不允許學生把計畫帶走，但他們認為，新開一個實驗室的時候是最艱難的，若能繼續原本的計畫，幫助會很大。
　　另外學生在期刊上發表論文時，他們也讓學生有較好的排名。一般來說，做主要工作的學生或博士後研究員會掛名在第一人（主要作者），指導教授掛名在最後（監督者），這兩人對這篇論文貢獻最大，掛名在中間的作者貢獻比較小；詹裕農和葉公杼並不完全遵循這種慣例，在博士後研究員快要可以獨立擁有自己的實驗室時，他們有時會讓此人掛名在最後，自己則甘願掛名在中間。
　　詹裕農說，讓博士後研究員掛名在最後，表示肯定此人已有指導學弟妹做實驗的能力，對申請教職會有幫助。雖然這樣他們自己得掛名在較不重要的中間位置，但「我們在這行做這麼久，大部份人都知道我們是誰，我們不需要去爭取別人的肯定，這對年輕人比較重要。」淡淡的言詞中，透露出他們無比的自信心及時時刻刻都在為學生著想的精神。
　　詹裕農表示，他們的指導教授戴爾布魯克和班瑟都這麼做，所以這兩位的實驗室也造就很多學術人才，他們可說是一脈相傳。這種做法長遠來看也很好，不但幫了學生，也幫了他們自己，因為他們的實驗室建立了好名聲，自然就能吸引更多一流學生和博士後研究員加入團隊，實驗就能一直持續下去。
　　詹裕農和葉公杼在台灣並不是非常知名的人物，因為他們從不汲汲營造自己的名聲；但在美國乃至全世界的華人學術界，「Jan & Jan」卻是名聲響亮，除了崇高的學術成就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們把整個學術界的發展，看得比自我的發展更重要，以及他們對學生的無私付出，結果他們不但帶動了學術界的快速進步，也使自己的研究獲得更好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