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cob Mincer 是芝加哥經濟學派學者，勞動經濟學之父，用經濟學模型來闡述勞動市場行為的經濟學家
勞動者收入的差異，與勞動者接受教育和工作經驗年限長短的關係，也就是Mincer方程式：
logW=常數0+常數1+就學年數+(常數2*工作經驗)+(常數2*工作經驗的平方)+誤差值
也就是如果計算一個人終其一生的薪資可能會像這樣
高中畢業可能馬上進入職場，比大學畢業早開始賺錢，但是大學畢業起薪較高，終其一生來總計的話，學歷越高總薪資越高
勞動經濟學其實較有人開課，但是高等教育經濟學比較少人開，有部分是重複的
中歐跟東歐很多政治逃亡就到這個美國，使學問衝擊，新社會學院來，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新社會科學院
Gary Stanley Becker提出：
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生孩子越多
他把經濟學帶到社會學中
Schultz舒茲：關心窮人的生活，他得諾貝爾的議題:貧窮的經濟學
Nobel Lecture: The Economics of Being Poor
主旨在說，農民為何窮困？並不是因為他們從事農作，而是他們過度強調土地的重要，但是忽視人力資本的品質，農民應該要提高教育水準
雷鼎鳴:干預市場 致貧之路 ——從中韓兩國農業說起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BP訪問研究員
收入分配與貧窮問題從來都是經濟學的核心研究對象。自西方工業革命後，不少國家都成功擺脫經濟長期停滯的命運，收入迅速增長，但亦有一些國家的人民仍終日生活在極度貧困的生死邊緣，今天的人均產值尚不及50年前的一半!在這種態勢下，貧富懸殊理所當然地應受到注目。
對貧窮問題最有洞察力的學者，我首推舒爾茲（Theodore Schultz）。舒氏是1979年經濟學諾獎得主，一生中最大的貢獻，除了創造了「人本資本」（human capital）這一今天已成家傳戶曉的概念外，便是研究貧窮，尤其是農民的貧窮。他在獲得諾貝爾獎後，寫過一篇叫「貧窮經濟學（Economics of Being Poor）」的著名短文。文中一針見血地點出，世界上大多數的人民都是窮人，窮人中大多數是農民，所以只要明白農民為什麼貧窮，便等於掌握到大部分最有用的經濟學。
要分析農民，便要了解他們的行為特性。舒爾茲認為農民與其他人並無重大分別，骨子裏都是極度的經濟動物。他提出過大量實證，指出農民十分「理性」，一些所謂「文化」、「傳統」、「風俗」等因素對他們的影響，作用遠遠及不上經濟因素。換言之，他們對誘因及利益十分敏感。社會中若有適當的誘因，他們自然努力投資在生產及自己家庭的教育之上，從而脫貧。能提供合理誘因的最適當機制，便是自由市場。所以自由市場才是幫助窮人最有威力的工具。
舒爾茲這個見解，是真正深不可測的智慧結晶，等閒之輩不易明白。但我們若用港人「接觸」過的南韓及中國兩國農民去闡釋，自由市場的重要性卻又不言而喻。
韓農絕非弱勢社群 是既得利益掠奪者
從世貿會議期間示威的南韓農民中我們可見到，他們的收入比不上其他南韓人，但卻絕非赤貧。這個觀察符合經濟數據，南韓農民佔該國7%的人口，但所創造的財富只佔生產總值的3.6%，所以他們的平均收入大約只等於其他韓人的一半。但因南韓早已進入發達國家之列，所以韓農平均而言也不會太窮。那麼，為什麼韓農比他們的同胞窮困?
這問題的答案，顯然不是因為自由貿易損害了他們的利益或他們正受到別人剝削。剛好相反，韓農是極有政治組織力的社群，在他們的壓力下，韓國幾乎不進口任何農產品，就算現在稍為開放市場，幾年後農產品進口也只佔總消費十分一左右。他們雖只佔總人口7%，卻有足夠的政治能量迫使政府訂出千億美元大計，用納稅人的錢去扶助他們。南韓農產品價格等於國際價格的4倍至7倍，但韓農卻能成功剝奪93%人口以合理價錢在國際上購買糧食的自由。以政治成果而言，韓農絕非弱勢社群，而是既得利益的掠奪者!我對他們絕不同情。
韓農較貧困 因南韓農業沒優勢
他們比較貧困的根源，是南韓在農業上沒有優勢。南韓地少山多，平均一個韓農所擁有的可耕地，只等於美國一個農民的五十分一。沒有足夠土地又不肯進口糧食，韓農唯有千方百計硬要每一塊土地增產。最重要的方法是使用大量化肥。韓國每一公頃所施加的化肥是美國的4倍。這麼高密度的用肥，長遠來說會嚴重破壞耕地質素，從而更加推高量產的成本。
以南韓的條件而論，農業本應減產，社會上的資源及人力要轉到南韓極有競爭力的工業及服務業去，出口工業服務業產品，入口農產品。全球經濟一體化及貿易自由化不但不是韓農貧窮的元兇，還是他們的救星。從1980年至今，韓農人口由總人口的30%下降至今天的7%，正是得力於國際貿易幫助了南韓的工業及服務業，從而創造了大量職位，吸納農民。
南韓農業現在已有人滿之患，若經濟轉型沒有發生，今天會有更多的韓農攤分土地，他們會更加貧困。從這個角度看，他們拚命爭取保護主義，限制農產品入口，不但使南韓人「捱貴米」，造成社會上對他們的怨氣而且亦造就了他們苟延殘喘的機會，減慢了經濟轉型的速度。韓國農業在沒有條件下也要搞毛澤東年代自力更生的路，只會加快土地肥力的退化，將來更難自力更生，吸外國倚賴更深。
若說政府對韓農的補貼扶助減慢了他們的脫貧，中國農民的遇到的困難卻是因被榨取剝削而起。
建國以來，中國政府一直奉行以農業補貼工業發展的政策，具體的做法是政府以行政力量干預市場，人為地壓低農產品價格。在這種政策下，農民不但收入低企，農業投資回報率下降，土地用作耕種變成浪費資源，不如改作工業或商業用途，農地於是大量流失。中國耕地雖不算特別少，但農民數量驚人，佔人口60%，所以每名農民所佔的耕地只等於美國的一百三十分一，比南韓更差勁。在如此惡劣條件下，農地的量及生態質素還在下降，農民怎能不窮困!
中國政府現在把所謂「三農」問題（農民、農村、農業）看作是「重中之重」的問題，3月北京的人大政協會議肯定要詳加討論。但中國的農業過去並非毫無進步。從1978至1985年，中國量產增加了70%，據科大同事朱力徑及幾位國際知名的經濟學家的定量估算，這7%的增產中，四分三的動力源自鄧小平把農業的產權部分交回到農民手上，四分之一的動力是糧食價格沒有這麼被壓制，回升到更接近市場價格的水平。私有產權及自由市場機制的威力，可謂「平常看不見，偶爾露崢嶸」，大大地露了一手。
不過，自8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農業改革成績便不再那麼耀目。從1985年至今，農村人口收入平均每年上升4.3%，城市的則上升8.7%。4.3%雖然也是很了不起的成績，但城鄉收入的差距明顯正在擴大，農民總會不滿，「和諧社會」的討論頓成中國政經圈的熱門話題。
中國農民 被榨取剝削
事實上，農民的不滿也事出有因。農產品價格被政策扭曲所造成的「剪刀差」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可能還在加闊。過去20多年，稻榖價格上升5倍左右，但學費卻上升300倍，農民受教育更加昂貴。最近幾年，每年便有過千億元通過農產價格的受壓抑，從農村流入城市。貧窮的農民倒要補貼較富裕的城市居民，天下焉有是理?
我們到中國的大城市旅行，隨處可見到耗資以千百億計的基建項目正在進行，但這些資金相當一部分卻是從農民中榨取得來。中國對外資可以大幅減稅，但爭論多時，農業稅才作稍減，作用似有若無。其他對農民的各種收費罰款，項目卻多如牛毛。
南韓農民得到巨大的補貼，農產品價格又被保護主義推高，這不但減慢他們脫貧的速度，亦拖住了南韓經濟發展的後腿。中國農民被嚴苛地壓榨，土地產權常被侵犯，糧產價格又不能按市場動力上升，是他們只能分享小部分經濟增長成果的原因。
扭曲市場機制，無論是抬價還是壓價，都可造成貧窮，中韓的經驗正好說明此點。什麼時候政府及社會中人才會領悟到這初級經濟學的簡單原理?
引用自http://www.thinkdifferent.to/market/lui1.html
如何提升人力資本：
方式一：教育
方式二：在職訓練On-the job traning(OJT)
兩者相反的理論
人力資本理論：投資教育成本上就可以增加薪資所得
篩選理論：Arrow、Spence、Stiglitz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提出：教育只是雇主用來篩選進入工作職場的入場券，受教育是一種浪費
勞動者收入的差異，與勞動者接受教育和工作經驗年限長短的關係，也就是Mincer方程式：
logW=常數0+常數1+就學年數+(常數2*工作經驗)+(常數2*工作經驗的平方)+誤差值
也就是如果計算一個人終其一生的薪資可能會像這樣
高中畢業可能馬上進入職場，比大學畢業早開始賺錢，但是大學畢業起薪較高，終其一生來總計的話，學歷越高總薪資越高
勞動經濟學其實較有人開課，但是高等教育經濟學比較少人開，有部分是重複的
中歐跟東歐很多政治逃亡就到這個美國，使學問衝擊，新社會學院來，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新社會科學院
Gary Stanley Becker提出：
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生孩子越多
他把經濟學帶到社會學中
Schultz舒茲：關心窮人的生活，他得諾貝爾的議題:貧窮的經濟學
Nobel Lecture: The Economics of Being Poor
主旨在說，農民為何窮困？並不是因為他們從事農作，而是他們過度強調土地的重要，但是忽視人力資本的品質，農民應該要提高教育水準
雷鼎鳴:干預市場 致貧之路 ——從中韓兩國農業說起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BP訪問研究員
收入分配與貧窮問題從來都是經濟學的核心研究對象。自西方工業革命後，不少國家都成功擺脫經濟長期停滯的命運，收入迅速增長，但亦有一些國家的人民仍終日生活在極度貧困的生死邊緣，今天的人均產值尚不及50年前的一半!在這種態勢下，貧富懸殊理所當然地應受到注目。
對貧窮問題最有洞察力的學者，我首推舒爾茲（Theodore Schultz）。舒氏是1979年經濟學諾獎得主，一生中最大的貢獻，除了創造了「人本資本」（human capital）這一今天已成家傳戶曉的概念外，便是研究貧窮，尤其是農民的貧窮。他在獲得諾貝爾獎後，寫過一篇叫「貧窮經濟學（Economics of Being Poor）」的著名短文。文中一針見血地點出，世界上大多數的人民都是窮人，窮人中大多數是農民，所以只要明白農民為什麼貧窮，便等於掌握到大部分最有用的經濟學。
要分析農民，便要了解他們的行為特性。舒爾茲認為農民與其他人並無重大分別，骨子裏都是極度的經濟動物。他提出過大量實證，指出農民十分「理性」，一些所謂「文化」、「傳統」、「風俗」等因素對他們的影響，作用遠遠及不上經濟因素。換言之，他們對誘因及利益十分敏感。社會中若有適當的誘因，他們自然努力投資在生產及自己家庭的教育之上，從而脫貧。能提供合理誘因的最適當機制，便是自由市場。所以自由市場才是幫助窮人最有威力的工具。
舒爾茲這個見解，是真正深不可測的智慧結晶，等閒之輩不易明白。但我們若用港人「接觸」過的南韓及中國兩國農民去闡釋，自由市場的重要性卻又不言而喻。
韓農絕非弱勢社群 是既得利益掠奪者
從世貿會議期間示威的南韓農民中我們可見到，他們的收入比不上其他南韓人，但卻絕非赤貧。這個觀察符合經濟數據，南韓農民佔該國7%的人口，但所創造的財富只佔生產總值的3.6%，所以他們的平均收入大約只等於其他韓人的一半。但因南韓早已進入發達國家之列，所以韓農平均而言也不會太窮。那麼，為什麼韓農比他們的同胞窮困?
這問題的答案，顯然不是因為自由貿易損害了他們的利益或他們正受到別人剝削。剛好相反，韓農是極有政治組織力的社群，在他們的壓力下，韓國幾乎不進口任何農產品，就算現在稍為開放市場，幾年後農產品進口也只佔總消費十分一左右。他們雖只佔總人口7%，卻有足夠的政治能量迫使政府訂出千億美元大計，用納稅人的錢去扶助他們。南韓農產品價格等於國際價格的4倍至7倍，但韓農卻能成功剝奪93%人口以合理價錢在國際上購買糧食的自由。以政治成果而言，韓農絕非弱勢社群，而是既得利益的掠奪者!我對他們絕不同情。
韓農較貧困 因南韓農業沒優勢
他們比較貧困的根源，是南韓在農業上沒有優勢。南韓地少山多，平均一個韓農所擁有的可耕地，只等於美國一個農民的五十分一。沒有足夠土地又不肯進口糧食，韓農唯有千方百計硬要每一塊土地增產。最重要的方法是使用大量化肥。韓國每一公頃所施加的化肥是美國的4倍。這麼高密度的用肥，長遠來說會嚴重破壞耕地質素，從而更加推高量產的成本。
以南韓的條件而論，農業本應減產，社會上的資源及人力要轉到南韓極有競爭力的工業及服務業去，出口工業服務業產品，入口農產品。全球經濟一體化及貿易自由化不但不是韓農貧窮的元兇，還是他們的救星。從1980年至今，韓農人口由總人口的30%下降至今天的7%，正是得力於國際貿易幫助了南韓的工業及服務業，從而創造了大量職位，吸納農民。
南韓農業現在已有人滿之患，若經濟轉型沒有發生，今天會有更多的韓農攤分土地，他們會更加貧困。從這個角度看，他們拚命爭取保護主義，限制農產品入口，不但使南韓人「捱貴米」，造成社會上對他們的怨氣而且亦造就了他們苟延殘喘的機會，減慢了經濟轉型的速度。韓國農業在沒有條件下也要搞毛澤東年代自力更生的路，只會加快土地肥力的退化，將來更難自力更生，吸外國倚賴更深。
若說政府對韓農的補貼扶助減慢了他們的脫貧，中國農民的遇到的困難卻是因被榨取剝削而起。
建國以來，中國政府一直奉行以農業補貼工業發展的政策，具體的做法是政府以行政力量干預市場，人為地壓低農產品價格。在這種政策下，農民不但收入低企，農業投資回報率下降，土地用作耕種變成浪費資源，不如改作工業或商業用途，農地於是大量流失。中國耕地雖不算特別少，但農民數量驚人，佔人口60%，所以每名農民所佔的耕地只等於美國的一百三十分一，比南韓更差勁。在如此惡劣條件下，農地的量及生態質素還在下降，農民怎能不窮困!
中國政府現在把所謂「三農」問題（農民、農村、農業）看作是「重中之重」的問題，3月北京的人大政協會議肯定要詳加討論。但中國的農業過去並非毫無進步。從1978至1985年，中國量產增加了70%，據科大同事朱力徑及幾位國際知名的經濟學家的定量估算，這7%的增產中，四分三的動力源自鄧小平把農業的產權部分交回到農民手上，四分之一的動力是糧食價格沒有這麼被壓制，回升到更接近市場價格的水平。私有產權及自由市場機制的威力，可謂「平常看不見，偶爾露崢嶸」，大大地露了一手。
不過，自8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農業改革成績便不再那麼耀目。從1985年至今，農村人口收入平均每年上升4.3%，城市的則上升8.7%。4.3%雖然也是很了不起的成績，但城鄉收入的差距明顯正在擴大，農民總會不滿，「和諧社會」的討論頓成中國政經圈的熱門話題。
中國農民 被榨取剝削
事實上，農民的不滿也事出有因。農產品價格被政策扭曲所造成的「剪刀差」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可能還在加闊。過去20多年，稻榖價格上升5倍左右，但學費卻上升300倍，農民受教育更加昂貴。最近幾年，每年便有過千億元通過農產價格的受壓抑，從農村流入城市。貧窮的農民倒要補貼較富裕的城市居民，天下焉有是理?
我們到中國的大城市旅行，隨處可見到耗資以千百億計的基建項目正在進行，但這些資金相當一部分卻是從農民中榨取得來。中國對外資可以大幅減稅，但爭論多時，農業稅才作稍減，作用似有若無。其他對農民的各種收費罰款，項目卻多如牛毛。
南韓農民得到巨大的補貼，農產品價格又被保護主義推高，這不但減慢他們脫貧的速度，亦拖住了南韓經濟發展的後腿。中國農民被嚴苛地壓榨，土地產權常被侵犯，糧產價格又不能按市場動力上升，是他們只能分享小部分經濟增長成果的原因。
扭曲市場機制，無論是抬價還是壓價，都可造成貧窮，中韓的經驗正好說明此點。什麼時候政府及社會中人才會領悟到這初級經濟學的簡單原理?
引用自http://www.thinkdifferent.to/market/lui1.html
如何提升人力資本：
方式一：教育
方式二：在職訓練On-the job traning(OJT)
兩者相反的理論
人力資本理論：投資教育成本上就可以增加薪資所得
篩選理論：Arrow、Spence、Stiglitz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提出：教育只是雇主用來篩選進入工作職場的入場券，受教育是一種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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